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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我们从两方面体现耐心：一是要给足期限。政策性基金与其他市场化母基金相比，对合作子基金安排的投资期大致相当，但退出期会适当延长。我们在管的三只政策性母基金本身的存续期均为20年，合作子基金期限大部分为10年，最长可达12年，以匹配项目成长需要。二是选择耐心的合作伙伴。我们在遴选合作伙伴时，虽然会关注DPI指标，但更关注机构自身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和对被投企业的赋能能力。可持续经营方面，基金管理人如果早期没有一定的沉淀，仅靠基础管理费来维持团队运营，在目前市场认可的管理费比例逐步降低的情况下，是较为困难的。赋能能力方面，母基金的生态赋能能力与合作伙伴紧密链接，以我们为例，在技术资源方面，我们通过与高校、研究院所联动，与全国头部投资机构联动，与产业龙头尤其是上市公司联动，共同为子基金的被投企业赋能，实现共同成长。这种合作共赢的投资理念是我们实际操作中非常关注的。

　　2024年，西安市推出了“先投后股”政策，由西安财金运营管理，我们创新建立了“无偿资助+标准化转股+让利退出”的闭环机制，推动科技成果顺利跨过“死亡谷”，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针对每个项目，我们最多可提供200万元资金支持。若项目在两年内展现出持续的经营能力，可将这200万元资金转为股权，并给与转股奖励和退出奖励机制，引导企业做大做强；若转化失败，则这200万元予以核销。据我们了解，这个机制在全国属于首创。

　　夏伟：耐心资本是近两年基金投资行业内较为热门的话题。然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如何理解耐心资本。行业内通常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基金存续期大致在7至10年左右。但耐心资本究竟是7年才可称为耐心资本，还是10年，亦或是20年？目前并无公认的说法。换言之，不能简单地认为时间越长就是耐心资本，时间不够长就不是耐心资本。这其实与我们所投资的行业、赛道中企业的成长周期相匹配，同时也与投资退出的周期相匹配，因为投资退出受到诸多宏观政策的影响，目前整个基金投资退出也是大家普遍面临的难题。

　　在政府这只翅膀方面，首先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哪些属于政府的职权范围，哪些应由市场发挥作用。多年来，深天使一直在探讨这一问题，充分发挥深圳“小政府大市场”的城市文化，率先推出天使投资标准，如今又新定了种子项目的标准等投资策略。特别是在市场端，前些年人们常说中国享受劳动红利、环境红利、工程师红利，未来重点是享受科学家红利、中国原始创新红利。新的种子基金更多是要将种子基金的管理人和合作伙伴打造成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技术团队和技术经理人团队，让科学家通过科技成果转移或转化、创业的方式，实现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

　　我们打造了一系列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创业体系和产业加速体系。目前，深天使已通过“深天使产业加速营”，联合多家产业龙头，围绕深圳市“20+8”产业集群开展深度合作，累计促成30余个加速营合作案例，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无论是子基金、母基金管理人，还是政府，核心是以产业为引导，以项目为主体，以技术为驱动，以市场为最终目标，培育稳商、招商、强链、补链、延链的产业体系。只有专业能力的配合，才能在耐心的基础上大胆，在耐心的基础上更细心，用协同式创新、开放式创新的方法，服务于中国创新驱动的国策。

　　首先，资本天然就没有耐心。投资的本质是赚钱盈利。从这个角度来讲，资本天然就没有耐心，肯定是在最短时间内取得相对较高的回报。为什么这两年“耐心资本”“大胆资本”提得比较多？与这两年整个行业的变化密不可分。过去，整个行业出资结构以市场化的基金为主导，如今则转变为政府和国企资金为主导。同时，宏观环境发生变化，资本市场不够通畅，导致这几年投资的项目难以退出。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才开始提出“耐心资本”“大胆资本”，这与整个行业变化密切相关。

　　杭州从2008年开始做政府引导基金，当时设立的第一个创投基金，定位就是投早投小投科技。这个定位到现在都没有变过。一直做到现在，这是非常重要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科创基金大概投了2200多家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说从2008年的项目一直到现在都不退出，而是设立基金之初就明确了自己的定位，要干些什么，适时退出。其次，在现在的投资环境下，我们要做的，是在市场这个无形之手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有形之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样才能体现出国有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压舱石”作用。如果整个市场环境好了，国有资本不需要这么大力度地介入市场投资。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我们强调科技创新以来，创新投资的风险确实很大。作为职业投资人，更关注的是投资成功率，而非投资亏损率，这就导致政策导向与投资的利益导向产生了错位。政策希望我们投早、投小、投科技，而投资人更关注专业能力、市场认可度以及投资回报。尤其是对于政府投资机构而言，还面临保值增值的压力。如果投资亏损，最后考核时该如何处理？这种顾虑可能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当然，个性问题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

　　第二，现在政府思想越来越解放，各地纷纷出台了容亏政策。例如，武汉市允许种子基金出现最高不超过投资额80%的亏损，允许天使基金出现最高不超过投资额60%的亏损。我认为，容亏率的具体比例并不重要。作为投资人、作为GP（普通合伙人），不允许自己管理的基金出现如此大的亏损。这更多是对LP（有限合伙人）角色而言，即在投资基金、设立基金时，不用担心亏损过多。其实，基金是否亏损并非由LP决定，而是由GP决定。提出这个问题，也反映出对各个角色定位的模糊。

　　第二，在母基金管理层面，无论是错还是亏，都应依靠系统化的方法来规避或减少。我们特别强调整个基金管理运营体系的风险管理、合规管理、内控管理和审计管理，包括对人员的纪检、监察，形成五位一体的体系。经过七八年的摸索，我们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投前、投中、投后的制度和规范体系，包括岗位作业指导书。大家都知道，行业里人员流动性较大，作为公司、作为平台，必须依靠体系化的力量，避免因个人或个别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用体系的确定性来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