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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作为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地名体系承载着周秦汉唐以来的历史信息与文明积淀。为落实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的要求，自2023年起，西安市分三批公布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通过“调查-评估-专家论证-公众参与-政府确认”等法定程序，构建起覆盖古县、古镇、古村、历史街巷、文化遗址、红色地名等类型多元的地名保护体系，累计收录地名217个。其中，既有为大家熟知的周至、长安、鄠邑等千年古县，太乙宫、韦曲、马王等千年古镇，也有书院门、大车家巷、德福巷等反映城市特色的道路街巷名称，成为地名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本土实践的典范。地名是人类社会对地理空间进行标识的基础语言符号，兼具工具性、社会性和文化性。褚亚平在《地名学论稿》一书中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地名，只有那些对人们有方位意义，本身又具有可被辨认的自然或人为的形态特征的地方，才有可能被赋予名称。”从行政管理与法治层面，我国《地名管理条例》对“地名”进行了规范性定义，明确其涵盖“（一）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二）行政区划名称；（三）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名称；（四）城市公园、自然保护地名称；（五）街路巷名称；（六）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楼宇名称；（七）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气象等设施名称；（八）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其他地理实体名称”八种类型。定义既明确了地名的管理范畴，又凸显了其文化保护价值，为地名的命名、更名、保护及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历史地名承载着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文记忆，也常见于各种诗词歌赋之中，例如卢照邻《长安古意》中“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的名句，勾勒出“长安大道”的繁华盛景；王维《终南山》以“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宏阔开篇，书写了终南山的壮阔气象。“太乙”作为终南山代称，不仅是自然地理实体的标识符号，更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是自然类地名文化价值的典型范本。除此之外，诸多西安历史地名也是新中国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如西安事变旧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蓝田葛牌古镇等，承载着关中大地的红色基因，见证了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转折。地名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型，具有重要的文化认同价值和不可忽视的经济价值。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也是重要力量源泉。但是，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和由此带来的观念变化，地名文化遗产保护迫在眉睫。与此同时，我国推动地名文化遗产纳入世界遗产保护，从国际层面的属性界定到国内层面的实践落地，完成了规则的衔接和实践的推广。2007年8月，联合国认定地名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从国际层面明确了地名的遗产属性，2012年第十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提出“有若干决议把地名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且有必要保护地名遗产”，推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从理念共识转向标准构建，为其纳入世界遗产的评价体系提供了技术探索方向。我国积极参与地名文化遗产国际合作与规则实践。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长安”作为遗产核心标识性地名，成为地名以“核心构成要素”纳入世界遗产保护的经典案例；2021年9月，国务院修订通过《地名管理条例》，明确提出要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并将符合条件的地名文化遗产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因此，探究地名文化遗产的价值并对其开展保护和活态传承尤为重要。秦时“栎阳”横跨今西安市临潼区栎阳街道与阎良区武屯街道，承载着秦汉帝国崛起之关键记忆。史书中关于栎阳的记载也屡见不鲜，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栎阳县，本秦旧县，献公自雍徙居焉。”明确指出栎阳是献公时秦国从雍城迁置之都城。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所载“栎阳雨金”作为成语，比喻意外获得的恩赐而流传至今，西安市临潼区雨金街道也因此得名。“栎阳”历经两千余年变迁，从都城核心区收缩为古镇与街道，区划变迁因革有序，历史信息历久弥新，生动诠释了地名的工具性、社会性和文化性，其内涵远超普通地理符号。从都城基准到区域坐标，秦代栎阳作为都城，是全国的地理与政治基准点，商鞅在此推行变法、统一度量衡；北魏以后，栎阳作为区域行政中心，长期是渭北平原的交通与商贸枢纽；如今，临潼区栎阳街道仍为连接阎良、高陵与临潼的关键节点，阎良区武屯街道则因“栎阳城遗址”成为文化地标。2001年栎阳城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内发现的宫城、作坊、道路遗迹，与“栎阳”地名相互印证，让两千年前的都城文明通过地名得以具象化传承。“秦汉栎阳都，商鞅变法地”，如今，“栎阳”通过“保护-传承-利用”的全链条实践，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为千年地名的当代活化提供了西安经验。西安市长安区王莽村，属于人文地理实体中的“古村落”范畴，其“东、西”的地域划分细化了空间标识。与正史不同，其命名源于东汉时期关中地区广为流传的历史典故，传说与刘秀逃难的历史事件相关，因新朝皇帝王莽得名，是典型的依据历史事件驱动而命名的历史地名，历经千年传承至今，虽村落的物理形态、人口结构发生变迁，但地名始终承载着两汉兴替的历史记忆片段，成为连接古代政治传说与当代村落文化的持续叙事的有机体。王莽村与“鸿门”“马嵬坡”等地名一脉相承，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或民间故事经长期发展流传，在民众中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共识。这一地名承载的历史记忆，印证了千年古村落文化遗产的核心特质。同时，王莽村与周边的“司马村”“桃溪堡村”“香积寺村”等千年古村落形成集群效应，彰显了长安区古都近郊的深厚文化积淀。1955年9月，主席为《长安县王莽村四个合作社组织联社的经验》一文加了按语，王莽村作为全国农业合作社的典范，建设经验在全国得到了推广，这一红色记忆赋予该地名超越历史信息的时代价值，成为诠释中国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勇于探索等精神的具象载体，也为今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可见，以王莽村为代表的“千年古村落”，融合了地理信息、历史典故、地域文化与社会共识。其保护工作不仅关系着地区历史文化传承，也与乡村振兴战略高度相关，能够为古村落的活态传承提供基础支撑。千年古镇、古村落等资源不可再生，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势在必行。习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做好立法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精神指引下，以古镇、古村落等为代表的地名文化遗产法治保护现已较为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内，已经形成了“上位法+部门规章+地方规定”的格局，多部专项立法对地名保护问题予以专门规定。如《地名管理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并将符合条件的地名文化遗产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确定了整体保护的原则，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西安市作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探索完成了诸多关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益法治实践，搭建了“地名管理专门规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衔接+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的法治保障体系，核心围绕历史地名的普查、保护、传承展开，具体规则体现在《西安市地名管理实施细则》中，同时与《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法规衔接，推动地名文化与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和活态传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地名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是依托物质空间唤醒文化记忆，转化为产品与服务。千年古镇、古村落涵盖物质空间和地名文化双重维度，积极探索历史村镇地名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法治化路径，是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回应新时代法治建设现实要求，深入推进社会和法治领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西安市针对千年古镇、古村落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以静态保护为主，动态管理、活态传承方面有待加强。新形势提出新要求，当下西安市正处在城市更新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地保护地名文化遗产及其发展环境，繁荣历史村镇文化产业，应筑牢法治屏障，保障其与城市更新、社区改造、乡村振兴的制度衔接，围绕原有制度中传承文脉、保障权益的价值核心，细化活态利用、司法保障等条款，融合建筑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等重叠的遗产内容，从单一的行政管理法升级为保护促进法，构建名录管理、规划管控与活态利用的法治闭环，实现精准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让历史村镇地名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活起来”，成为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和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将动态管理历史村镇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做法制度化、规范化，实现省、市、县三级名录体系的衔接与动态调整。同时强化保护规划的刚性约束，确保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规划编制程序的科学性、民主性，立法强化规划的法律效力。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已经明确将地名文化遗产纳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执行适用体系，西安市地名文化遗产体系中，兼具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的文化遗产众多，例如周至是经认定的首批地名文化遗产，周至竹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如千年古镇终南，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终南镇社火等民俗活动。地名是非遗的重要空间载体和身份标识，非遗又给了地名活态传承的灵魂。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对此作了衔接性规定：“将符合条件的地名文化遗产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西安市虽无针对地名文化遗产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独立性法规，但已通过上位法转致适用和地方配套实现了完整保护。在立法逻辑上，应推进《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修改完善，新增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条款，实现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衔接。同时，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法的专门制定完善，明确文旅、民政部门牵头责任，将地名背后的历史故事、民俗传说、传统技艺等非遗内容纳入地名文化保护档案，规范地名文化节、非遗市集、民俗展演等活动的举办标准与保障措施。建立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的法律规范，明确自然资源、文旅部门的协同职责，将线上地名文化地图、虚拟游览、数字藏品等新型传播载体纳入地名文化传播体系，通过立法保障数字化项目的资金投入与技术标准，拓展传播渠道与受众群体。通过地方性法规完成地名文化遗产与非遗保护体系的有效衔接，将更多保护内容纳入其中，实现地名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体系性保护。